接着西方现代哲学讲 面对西方哲学，我们能不能将某些中国哲学的思想和问题引入和丰富西方哲学，而逐渐形成中国化的若干西方哲学派别？如果能够这样，那么，也可以说，我们的现代中国哲学正在向接着西方哲学讲的方向前进。

修六礼、齐八政、养耆老而恤孤独、恢复古儒家治平之学，让儒学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复活起来…… [12] 以上两种范式的生活儒学，显然是儒学自身的两个层面——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展开。[25] 参见黄玉顺：《荀子的社会正义理论》，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12年第3期。

（五）和：社会和谐 众所周知，儒家文化是礼乐文化。《礼记》指出：门内之治恩揜义，门外之治义断恩。[⑧] 参见黄玉顺：《形而上学的黎明——生活儒学视域中的变易本体论建构》，《湖北大学学报》2015年第4期。这就意味着必须超越传统儒学的形上-形下的思维范式，发现并揭示儒学中的比形上学和形下学更为本源的观念层级，这就是孔孟儒学所固有的、而被长期遮蔽的观念：生活或存在的观念。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者。

一种最常见的误解，就是把儒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理解为道德（morality）。二、生活儒学的价值观念 生活儒学的价值观念（values），体现在儒学的一系列概念与范畴中。不过，如果反过来说，恰恰也是在今天，却蕴含着重大的创造机会。

巫术是没有历史的，只有宗教才是有历史的。士人与国家之间有微妙的并立的格局，使得归隐山林，乘桴浮于海，成为了中国士人特有的情怀。不过，过了一百年回过头看，中国遭遇现代性的时刻，即中西接壤的时刻，恰恰是西方正在经历危机的时刻。谢赫六法最后一法是传移模写，说的是要用功读书，要尊古人，取古法。

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人生如果达到了某种境界，自然会认为无论何处都可以安身。

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城市是政治的核心，乡镇与城市有别，是经济生产和生活的区域，古代很多当官的或者食俸禄者，会在丁忧或者退休的时候，重新返居到自己的老家，自己的乡居生活里。对于公民的不服从义务这个话题，历来我们都从政治权利的角度来理解。从某种意义来讲，它就是一个即时性的意念化和陌生化的瞬间，瞬间产生的距离感。所有这些现当代的艺术，是在西方文明几百年的累积和淤积中的一种释放，健康与疾病、压抑与解放都有着极端化的辩证关联，也都有着西方文明自身的基因和变异来驱动。

方其时，忽乎忘四肢形体，则举天机而见者皆山也，故能尽其道。北宋著名的山水画家李成，他是先唐的宗室，但是在五季艰难的时候，流离于四方，但他气调不凡，磊落有大志，在现世无道的时候，他放意于诗酒之间，又寓兴于画，追寻和构建一种完整的士人精神。所以，艺术家们不读书，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这是根深蒂固的当下性所决定的，特别对于中国的当下艺术来说，是双重的反传统的特质决定的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《瓦尔登湖》所要表达的，当然不是纯粹政治领域的事情，梭罗所说的公民不服从，并不可以完全理解为一种不服从的政治权利，相反这意味着，在美国文明的基础中，存在一种内在的自然王国。

以往，我们对于中国早期现代思想的认识，都是从康梁严复来理解，但是我们若追察文化上的关系，特别是20世纪初期那些留学西方，或对西方思想社会有敏锐感受力的学者艺术家，就会发现世纪之交的思想潮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艺术家需要经常扮演革命者的形象，扮演批判家的形象，扮演不拘泥于传统，向着人性的各个角落无限开拓的形象。

所以，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里讲了一句话：每个人都是自己王国的国王，与这个王国相比，沙皇帝国也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小国，犹如冰天雪地中的一块小雪团。自然与人为一体，自然是人的参照和心象。

今天，我们既吸纳了西方的反传统的姿态，同时又把自己的传统反掉。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明白，在现代世界里，不能只有政治、社会和经济构成的总体史，而必须还要有一种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的自然王国，而作以平衡和矫正。从中古时期以来，特别是陶渊明《形影神赠答诗》中的说法，恰恰构成了一种和解，一种委运任化的内在修养。封建制解体后，某种皇权专制的系统出现后，很多士大夫把孔孟老庄努力混合成为一种理想政治的形态，这使得中国的士人逐步构建出一个自我的世界。正因为如此，中古时期佛教进入中国，道教开始复兴，才会有士人这个归隐的群体真正出现。他也曾说，无论佛教进入到中国，还是道家与儒家的融合，都使得我们反观内心，物己融合，人格透入。

巫术的去历史化，使得这个时代的艺术，只重当下，而对传统进行不断地解构。我们一接触西方，便是现代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复杂病理，怎能从容应对？ 比如说拼贴，就是多重生活的逻辑胶着在一起，毕加索用各种材料混搭，真实和幻像、现实与虚妄错综一起，是现代生活样态的写照。

这个时代的来临，充分表现为反宗教、反传统、反整全，反对一切既存的历史和现实，希望一瞬间完成革命般的解放。李成即使落魄如此，也从来没有卖画为生，不像今天，艺术已经沦落到了何种地步。

当我们用现代理性的筹划预想的方式去理解世界的时候，杜尚就会给你惊诧，让你脱离这个例行的轨迹而陌生化，在瞬间的疏离、发泄和破坏中，试图去寻得灵魂的解药。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书法上从碑书到帖书，从石刻转为纸幅尺素，仙、释、人物画转为山水、花鸟、壁画，都是这个时代风气的体现。所以，我们对现代艺术，特别是思想上的接洽，要有谨慎的反思。《富春山居图》的起点，是《剩山图》这部分，也是从乡园田居开始的。他的画从来没有那么奇绝，那么怪异，他不断用心、用力、用功，每天在传移模写中重构中国的艺术。

费孝通先生曾经在《皇权与神权》里面谈到，早期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和后来封建制度解体后的士大夫不一样。因为我们借此还不能够构建一个完整的士人精神系统。

换言之，不读西方的书，不完整地理解西方现代社会的生成、发育、矛盾和危机，我们就没法理解现代的艺术、当代的艺术。中国传统与现代性危机的化解 中国现当代艺术的起源，离不开西学东渐的基本处境。

如何认识山水社会？ 钱穆先生讲，如果说传统中国有社会的话，可以从城市、乡镇、江湖和山野四个系统来理解，这非常类似帕森斯四个子系统的讲法。他们永远不会只在现实里去关照，中国人没有了这种内生性的心意心境，我们的文明便早就覆灭了。

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，这才是山水的情怀和理想，因为这是现世无法得到的，无法实现的。我们知道，在美国也有像马克•吐温在《镀金时代》中讲的悖论，还有亨利•詹姆斯对美国内在文明之灵魂的探寻。艺术的未来，不是跟在资本屁股后面，搞一个小想法，抓住一个小意念，换一种新材料，而是要真正逼近西方和中国的整个传统，对历史和现实有整全的理解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今天很多的当代艺术，都逼近着西方从19世纪末开辟出来的风格，从人的整体危机状态入手。

当下的个体，似乎变成了所有艺术的载体，中国的艺术家也像小跟班一样，紧随其后，效法其后。这就是瞬间的深度，而瞬间的深度，就是没有什么深度。

邦无道，我们就要进入到山林里面，在山水世界里，构建出能够延续从周公到孔子的真正文化血脉的一套系统。自然的构成是人的精神存在的栖居之所，是一切社会，特别是现代社会神、人、物相分离的状况得以重新弥合的关键所在。

所以，在钱穆先生所说的四个系统中，多重的对张关系，才真正构成了中国文明的整体格局。我们从未有过这种完整的历史运动，却总是尾随其后，亦步亦趋。